近日，由安阳市纪委监委、林州市纪委监委编写的《问渠那得清如许——红旗渠廉洁文化研究》一书正式出版发行。“人工天河”红旗渠，不仅是一项彪炳史册的水利工程，一条润泽万民的“生命渠”，更是一条映照初心的“廉洁渠”。廉洁文化深深融于红旗渠精神的血脉之中，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是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一渠清水，长流不歇；精神之火，代代相传。让我们透过此书，深切感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传承和弘扬红旗渠廉洁文化，汲取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

  领导干部就是峰巅上的树，人们眼里的旗，平日里看得见，关键时立得起。只有时时走在前，处处作表率，事事靠前站，群众才觉得你是主心骨，再苦再累都跟着你走。红旗渠党委成员和总指挥部领导人员、分指挥部主要领导是红旗渠工程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是身处关键岗位、关键领域、关键环节的“关键少数”。这部分领导干部是否过硬，关系到红旗渠建设的成败。这个群体能够身先士卒，很多事情就好办了。红旗渠工地上的领导干部充分的发挥“关键少数”的“头雁”效应，率先带头走正路、干正事、扬正气，层层立标杆、做示范，引领红旗渠建设突破瓶颈、疏通堵点、激活全盘。

  领导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影响力，它通过躬身示范和率先垂范对人们施加影响力，从而使人们心甘情愿地跟随其为实现群体目标而努力。县委书记处书记周绍先，在县委作出引漳入林决定之后，他就率领工程技术人员勘察引漳入林工程线路。他与技术人员一起披荆斩棘、忍饥挨饿，从荒山野岭上勘探出渠线，为红旗渠施工提供了科学依据。他是县委领导班子中第一个用脚走完渠线的领导干部，也是引漳入林党委第一任书记、工程总指挥部第一任总指挥。他心脏做过手术，长期患有胃病，妻子劝他在家好好养养身体再到渠上，他说：“千军万马开上太行山，我能躺下休息吗？”

  红旗渠开工之初，数万人一字长蛇阵摆了70公里，吃、住、行、施工等事宜纷乱如麻，千头万绪要靠周绍先等领导干部理出头绪。红旗渠山西境内的部分当时不通公路，人可以从羊肠小道到达工地，但修渠所需各种物资需要大小车辆运送。民工到了工地，所需物资运不上来，影响了施工，更影响民工情绪。周绍先急得上火，他给指挥部工交邮电股下了死命令，必须三天通车，无条件达成目标，完不成任务坚决问责。工交邮电股组织各公社先遣队，分段包干，日夜不停地修建道路。

  三天三夜后，周绍先从总指挥部所在地的盘阳村出发，沿着新辟的道路向渠首行进，去检查验收道路建设，中午赶到了姚村分指挥部所在的平顺县王家庄，午饭是小米干饭。大家都知道老周有老胃病，要给他做点面食，老周非常生气地说，不要给我搞特殊，你们吃啥我吃啥。饭后他顾不上休息，继续前行。虽然道路还不太完善，但基本能通行了。这一条通道上洒下的艰辛，用长度无法丈量，用宽度无法计算。

  引漳入林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收缩兵力，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先修山西境内20公里渠道。对于党委的新决定，基层干部和民工一时不理解：工棚搭开了，民工住下了，锅灶盘好了，粮食、蔬菜、煤、工具都运到了，一切刚刚就绪，再搬家不是胡折腾吗？再往山西境内转移，县南部几个公社的民工离家就更远了，怕情绪会受一定的影响。作为总指挥和党委书记，周绍先落实党委决定不动摇，但不强迫命令。他召集民工代表讨论，比较怎样做更有利，怎样干没利，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做通了大家的思想工作。他又动员指挥部全体干部到各营连向群众说明白党委的决定，让群众想明白，做明白。在老周的精心组织下，经过艰苦的思想工作，人们愉快地向新阵地转移。

  周绍先很少待在指挥部里，去工地奔跑一天，晚上还要与指挥部的各股室汇总一天的工作情况，研究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常常夜以继日，直到累得吐血。他的脸色越来越黑，嘴唇变紫，身体越来越差，不得不躺在铺上指挥。红旗渠党委组织委员彭士俊看到老周病情严重，就打电话向县委组织部部长报告了老周的病情。组织部部长打电话问老周健康情况，老周说我的身体没问题，不修成红旗渠我不回县里。老周的身体越来越差，虽然他强打精神坚持工作，但常常显得力不从心，县委考虑到他的详细情况，把他调回来治病，他才离开了红旗渠工地。

  县委农工部部长王才书，从红旗渠动工前的1959年冬开始，为征得山西省委、晋东南地委和平顺县委以及沿渠所经各公社和大队的同意和支持，受县委的委托，多次奔波于太原、长治、平顺之间，与山西省每个方面沟通协商。1960年大年除夕，在万家团圆、阖家欢乐之际，他带着县委的嘱托和全县人民的期盼，赴山西太原与山西省委协商引漳入林从山西境内引水事宜。

  1960年2月，红旗渠开工后，首任引漳入林工程党委书记、总指挥周绍先调离后，王才书接任指挥长和党委书记，为指挥3万民工顺利施工，他日夜操劳，晚上不脱衣服睡觉是常态。1960年3月的一个下午，一位民工从漳河南岸通过一座由几根木头搭成的简易桥到北岸的工地。这个民工走到桥中间时掉到了河里。河道下游不远处就是一个大的跌水，落水者若被冲下跌水就凶多吉少。在紧急时刻，正在此处检查工作的王才书连棉衣也没脱，就跳下河救人，后来又下去了两人，共同把那个民工救了上来。在“百日休整”期间，王才书腿脚浮肿，仍与留下的300多名开凿青年洞的民工一起吃糠团、喝菜汤，坚持在青年洞工地上。

  越是深入实际，越能实施正确的领导。1960年6月10日，红旗渠复工，在第二期工程工地，不论天气多么炎热，王才书每天都在各分指挥部工段奔波，现场处理问题。1960年6月29日，王才书在城关分指挥部工地，发现该分指挥部善于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制定施工公约，包工定额劳动组合很有成效，立即让总指挥部宣传股整理其经验，向全工地推广。当天晚上，他又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研究施工中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应采取的措施。6月30日，他到姚村分指挥部工地，发现修渠群众思想混乱，不安心在工地施工，施工中工具不足，打隧洞出现偏差，窝工现象严重。他当即召开民工会议，讲明多劳多得、多劳多吃的施工补助原则，扭转了民工情绪，鼓起了民工干劲。对于施工中存在的问题，现场进行了解决。

  1961年7月1日，天降大雨，到下午4点雨下得更大了，王才书马上想到各分指挥部都有部分民工住在布篷、自挖的窑洞和老百姓的破旧房子内，如此长时间持续地降雨，必然影响到这些住地民工的安全。他立即把总指挥部各股室的干部集中起来，4人一组，用小推车推着油毡、芦席、篷布，冒雨奔赴各分指挥部民工住宿点。王才书亲自带着一组干部来到了小店分指挥部，经与当地群众协商，把那些住土窑洞、布篷等有危险的民工安排住进民房，直到晚上19点才湿淋淋地回来。

  脚上有泥土，心中有底数。总指挥部决定7月9日召开各分指挥长会议，进行经验交流，解决当前施工中存在的问题。开会的前一天，总指挥部的干部以为王才书肯定会在家为明天的会议做准备，不会上工地一线了。可是，他却依然像往常一样，吃过早饭就奔向施工现场。由于他每天都在工地上盯着，对施工的整体情况和各分指挥部的详细情况了然于胸，一切材料都装在他的脑子里，根本不用刻意准备，更不用秘书捉刀代笔。

  当时，工地上的民工大多都是一个月至两个月一轮换，而作为领导者却是在工地上长期坚守。天长日久的劳作和食宿环境的简陋，使王才书患上了坐骨神经痛。他忍着疼痛，每天继续到一线日，他来到河顺工段劳动，以便总结施工经验。在这里他总结了大掀大撬的施工经验。8月6日，他在总指挥部召开有各股室和各分指挥长参加的会议，在会上强调，要充分的发挥党组织的力量，大胆地培养和依靠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做好思想工作；各部门所有人员要走出营门，都要上阵；进行工具改革，提高功效；大搞劳动竞赛，内容要具体，调动群众积极性；领导亲自指导，搞好劳动定额；让群众都来讨论如何保证质量好、速度快，依靠广大群众的智慧，广泛采纳群众的合理化建议；不论如何跃进，必须搞好安全；群众干劲越大，越要搞好群众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持续下去。1961年8月14日夜间

  ，大雨倾盆，山洪从总指挥部住房外哗哗流过，屋檐上水流如注。凌晨3点，王才书无法安睡，他想着那些住在布篷里、土窑里、破房里民工的安危。他一手撑着雨伞、一手执手电筒，走进漆黑的雨夜，去查看各分指挥部民工的情况。他从泽下、临淇分指挥部民工住地走到合涧、小店分指挥部民工住地，有些分指挥部的干部民工麻痹大意，雨水都漫进屋里了也没人管；有的民工住的土窑顶上积水了，也没引起注意；有的工棚漏雨，有的夜间不安排人值班，这样的一种情况必须改正。直到天亮王才书才回到总指挥部，没顾上吃早饭，立即从指挥部派出13名干部，到各分指挥部检查，为住房紧张的姚村分指挥部送去50张席子和竹竿，解决民工住宿问题。1961年8月26日上午

  ，王才书上工地检查施工，因坐骨神经痛，途中休息了几次，才到达工地。第二天，病痛折磨得王才书再也站不起来，再也不能亲自上工地了，他拒绝了回县医院治疗，坚持在指挥部里指挥。中午吃饭时，他向下工地的各股室干部了解工程进展情况；晚上，他召集各股室干部向他汇报一天的工作，及时提出对应的指导意见。9月4日，他强忍疼痛，走出总指挥部院子，挪到卢家拐村外的高坡上，遥望正在施工的四嵋崭、乌鸦沟工地。他已没有力量走到工地了，这样的遥望也可缓解一下他胸中的郁闷。直到9月16日县委派车接他回去参加县委会议，他才离开了工地。在县医院住院期间，他仍在病床上往工地打电话，关注着工程进展，并嘱咐抓好工程质量。以身作则本身就是讲政治。作为红旗渠工程的领导机关，要带领全线干部群众推进工程建设，

  必须做出榜样。红旗渠党委提出，一人不闲，分秒必争，人人为红旗渠贡献出应有的力量，全体机关干部一律到一线参加劳动，在劳动中指挥，在指挥中劳动。副县长马有金在南谷洞水库任建设指挥长，1960年7月

  13日，他率南谷洞水库工地的800名民工支援总干渠第一期工程建设。他一到工地就直接到第一线查看工程项目施工情况。第二天他又到城关分指挥部了解情况。随后两天，他又分别到小店、东姚两个分指挥部调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马有金与王才书共同主持，于7月17日召开会议，研究了施工中各分指挥部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整改措施。会议于下午5点结束后，马有金没有停留，背起铺盖卷进驻临淇分指挥部。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1960年

  7月18日，马有金与民工们一起顶着烈日来到工地扛石头。他专拣大块石头背，引起民工们一阵惊叹。他背着石头从一个刚学会锻石头的年轻石匠旁边走过，看到这一个石匠是个新手，回来时马有金便接过石匠手中的锤和錾，边示范锻石边对他讲：戳直道，手要硬，手软了，錾就蹦；抡高锤，把紧錾，不怕石头不好锻。锻料石的小石匠不知道这是县长，但从心眼里佩服他的技术。旁边的老石匠认出了马有金，脱口说道：马县长功底深，当了领导也没丢开了老本行。林英隧洞洞口干部真正深入到修渠群众中去，深入到他们生活和心灵中去

  点燃群众的内生动力，获得实实在在的功效。林英隧洞是临淇分指挥部工段一块硬骨头，这个145米长的隧洞整体上属卵石地质，为增强洞顶的承载能力，设计为双孔洞。当切开洞口卵石土层后，却遇到了石英砂岩层，硬不可凿。再往里凿，又遇到岩浆砾，坚不可摧，钢钎凿处，火星四溅。开凿到隧洞中间，遭遇的是流沙层，不凿自塌，有劲使不上。已经开凿2个月了，才掘进10多米，影响着全工地的进程。马有金与民工一起进洞挖掘，在共同的劳动中与大家拉近了感情，民工们对他无话不谈，普通民工与县长之间的界限消除了，民工们不再称他县长，而是亲切地叫他老马。在与群众的共同劳动中，马有金发现了存在的问题：灯具不足，生产劳动没有分工，劳动组合不合理，个人的长处发挥不出来，施工安全措施不到位。这么一大堆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些问题长久没有正真获得解决？马有金在与张家岗连民工一起干活时了解到了真实情况：进度慢、施工秩序乱的根子在干部身上，干部不上阵，压根儿就不知道隧洞里啥情况，哪儿轻哪儿重都搞不清，咋能把活干好？当天晚上就连续召开干部会、党员会、民工会。他开门见山，有明确的目的性地严厉批评了干部中存在的享乐主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恶劣作风，要求所有干部通通到施工第一线参加劳动；要求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做群众的表率；鼓励群众对干部做监督，发现什么样的问题直接向他汇报。每个会都开得很短，但都切中了要害。马有金对干部并不是一批了事，而是根据他最近一段时间了解的情况，与分指挥部和营、连干部共同商量改进施工的措施，

  要配齐工具，缺什么补什么，向总指挥部物资供应股领取，向后方争取，实在没有的就购买。在凿洞上，改变掘进和垒砌各顾各的方式，要实行掘进2米垒砌2米两结合。在劳动组合上进行专业化分工，分成掘进、垒砌、备料三条线。从分指挥部领导到各营、连干部要各分包一个方面，实行领导、技术员、劳力三固定，上下结合，前后推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林英隧洞由过去的日进1米提高到日进3米，仅仅1个月时间，林英隧洞胜利贯通。马有金与民工一起开凿隧洞岗位是责任，职务是担子

  在1962年2月9日的总指挥部会议上，他要求总指挥部干部和各分指挥部干部都要包干负责，一人包一片，每个干部都要在生产中指挥生产；洞内施工，每天上工前，干部要先进去查看，然后再让民工进去。1961年9月29日，总指挥部再次要求，所有干部都要积极上工地，包干一项任务，每一项都要突出重点，依托重点带领民工生产；干部上工地就要戴上垫肩，带领大家背石头。马有金人高马大，脸黑嗓高，跟民工一个样，

  一身汗、一身土、一手老茧，看不出来是领导，人们都不叫他县长，而是叫他“黑老马”。他经常在工地上与年轻人比赛抡锤打钎，一口气打一百二十下，一般年轻人都比不过他。寒冷的冬季，隧洞里的碴石浸泡在裂隙水里，他带头趟进冰水里挖石碴。在鸻鹉崖会战中，马有金来到了姚村公社西张大队工段，他看到李世明、李扶生、王金柱三个小伙两人打锤一人扶钎，打得虎虎生风，特别是黑不溜秋的李世明，看年纪不到20岁，赤裸上身牙关紧咬，抡起的大锤快如闪电，如泰山压顶。看着看着马有金手痒了，就从旁边抄起一把12磅大锤，让李扶生先休息一下，他来跟李世明对打。李世明一看黑老马要跟自己打比赛，高兴之余心中暗暗使劲，决不能输给这个“黑老马”。两个人你一锤我一锤打了起来，一锤比一锤狠，一锤比一锤有力，一口气打了百十上下。扶钎的王金柱说道“你们停一停，让我掏掏石碴再打”，他们这才停了下来，然后一老一少探讨起打锤诀窍来。有人来找马县长办事，临走时双方约定随后找时间再比赛一场，分出胜负。马有金与青年民工一起探讨打钎技巧鸻鹉崖峭壁直立，红旗渠要从这里穿过

  39个20多米深的大炮眼，分4层下切，把长200米、高出渠线米的悬崖从上向下直劈80米，劈出建大渠所需的平面来，才能砌渠墙，让渠水通过。这里属于城关公社施工区域，1960年6月12日，悬崖上一块巨石突然坍塌，滚石冲进槐树池连队正在施工的人群当中，轧出一条血路滚下山去，当场造成九死三伤。这也是修渠大军进住鸻鹉崖之后发生的第三次施工事故。一连串的伤亡事故之后，一种异常阴郁的气氛笼罩在施工工地上。在这里施工的民工个个都是揪着心，不时产生错觉。有时正在施工的几个民工突然大叫着四散跑开，高声说听到崖缝里“嘎嘎”作响，山要塌了，其他民工惊慌地跟着乱跑，结果有一个民工惊慌中失足跌下高岸，把肠子摔得扭曲了，肚疼难忍，经手术抢救，方保住性命。民工情绪稳定不下来，这样继续下去，必然会造成更大的事故。总指挥部果断决定，暂停这一险工地段施工，集中力量突击其他工段，待所有工程完工后，再来对鸻鹉崖进行总攻击。1960年9月，总干渠第一期工程除鸻鹉崖工段外全部竣工，总指挥部从各分指挥部选调精兵强将对鸻鹉崖进行攻坚会战。9月18日会战打响，马有金遇到的姚村公社西张大队的李世明、李扶生、王金柱就属于选调来的精兵。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悲剧重演，总指挥部决定，每日上工前，必须先除掉山崖上松动的危石

  。在上无寸物可攀、下无立足之地的悬崖峭壁上，除非长了翅膀，普通人又如何上得去呢？在修建红旗渠的人群当中，一支专门负责除险的队伍组成了，员任羊成担任除险队长。除险队员们把绳子的一端固定在悬崖顶部，然后用钢钎组成坚固的三角套桩，绳子经由套桩缓冲后，另一端牢牢系在除险人的腰间。每三名队员为一个除险小组，一人下崖除险，另外两人时刻在峰顶看护绳子，控制绳子的下放长度及确保安全。对除险人员来说，这项工作没有一点的经验可以借鉴，他们不但需要具备熟练的攀登技术，更需要过人的勇气和胆量。除险者只能像荡秋千一样，借助绳子摆动的惯性接近石壁，在与石壁接触的瞬间，精准而有力地除掉险石。山谷内山风呼啸，除险者就像随风飞舞的风筝，在半空中团团旋转，绳子随时都可能会被锋利的山石绞断，除险人随时有可能跌入万丈深渊。而且，一旦身体在空中失去控制，肉体与崖壁相撞，就会粉身碎骨。即使这两方面都不出意外，除险者头顶上方的碎石也时刻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难怪当时有句口头禅：“除险队长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任羊成那凌空除险的飞翔被摄影师定格在取景框里，刻在了胶片上，经过岁月的沉淀，成为红旗渠艰苦卓绝的写照和标识

  。其实，在任羊成惊险飞翔的背后，站着的是林县法院院长、工程副总指挥长郭法梧。郭法梧紧紧跟随着除险队的劳作，每次在前往除险地点的山路上，为了让除险队员们保存体力，都是郭法梧背着下崖用的大绳。到了除险地点，他谨慎地选择好下崖地点。除险队员下崖除险时，他亲自在上面看护绳索，换别人他不放心。荡在空中的是员、除险队长任羊成，在崖顶上最操心的是副总指挥长郭法梧。除险队员们跟他开玩笑说，法院院长变成了保险队长。凌空除险红旗渠党委、总指挥部领导机关的领导干部拼的是智慧和格局，

  “向我看齐”，发挥“带头冲” “领着干”的榜样和标杆作用，以实际行动化作无声的命令、强大的感召，推动工地上的全体党员干部以担当为荣，以艰苦奋斗为乐，实干、苦干、拼命干，干出了势如破竹的气势，干出了徙木立信的好口碑。（执笔：申伏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平台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阅读 ()